镜湖之名,始盛于唐。而在此之前,作为越地重要的水利工程,镜湖曾“筑塘周回三百十里,灌溉九千余倾”,以至于“今人仍获其利”。自唐以来,随着诗人们的陆续加入,绮丽景色的镜湖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尤其南宋陆游创作了一定数量以此为题材的“镜湖诗”,既抒发了自我的性情和志趣,又使眼前自然的镜湖转换为诗意的镜湖。
马家渡以西,曲囤路以东,焕发着当代精神面貌的大家·镜界,以“纵横跨时代”的魅力,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
昔日水网密布的绍兴,随着现代桥梁的搭建、连通和城市建设的积极发展,“从前日子慢”的时光与有着纪念性意义的城市肌理,因规划布局和场地设计的适当干预而激发出新鲜的活力。
基于不规整的原始场地,内在秩序的建立显然成为首要的景观设计策略。
以西侧主入口的落位为依据,一条隐约的中心轴线贯穿东西,建筑与景观相互协同,传统轴线的仪式感以及身份认同由具有当代性、东方性和审美性的建构所呈现。虚实之间,隐约朦胧的面纱背后,是当下审美意识的美妙隐喻。
因为城市的变化,镜湖由先前的壮阔成长为如今的秀丽,但平面的清澈、隐约、倒影依然,王羲之曾夸赞道,“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此间的水平如镜,除了物理表象的特征之外,也注入了几分令人向往的自然诗意。
镜界的整体布局由体块与体块构成,而体块与体块之间则由“行桥与船”互为联系、彼此通达。
历史中走出来的绍兴老城,除了四通八达的水网,给人印象深刻的,便是行桥和船了。除了使日常的生活更为便利,也使居民之间的交往更为顺畅,其本身的物质形态,在社会的日渐进化中,自然的转化为东方审美体系里基本的美学元素。于是“行桥与船”的意向被恰当的显现于场所之中,成为在地性、诗意化的一种文化表达。
在解决避免对视、讲究虚实的空间结构里,入口处轴线两侧的“虚墙”与入户大堂东端两侧的实墙形成布局上的对仗,同时借助U型回廊连接两个不同空间属性的建筑体。其中水自镜湖引来,自然流动在浅水池和进退变化的“缝隙”之中,建筑、植被以及穿梭于中间的人物无一不倒影在水中,徐风摇曳,光影生动。
与一般的大区中心重点打造不同,镜界的景观核心以大面积阳光草坪的方式回应多功能户外空间的需求,摒弃常规视觉上仅仅“可观”的造景,而置入有着可变性的“留白”场地,便于业主们日常的灵活使用。
于林立的建筑体之间伸展出一片绿茵地,除了紧凑与疏朗的结构上经营和排布需要,显然成为小区聚集、交流、互动的重要场所。
陆游晚年,在其诗稿中出现了一个吹着长笛、泛舟镜湖的“湖中隐者”形象,这种“自我”的理想外化,由具象的个体走向了“超我”的艺术表达,映射了诗人内心的隐逸思想和精神追求。核心景观区东南向,一座宛若湖中行船半室外的独立建筑承担着“聚有所乐”的功能需求,通过汀步与阳光草坪区衔接。
历来的文人画中,自然景物与建筑体高低错落,而实际的建筑体则隐约其中,成为叠加的视觉图层,若隐若现。乐聚轩以半围合的实体立面构造,界定了室内空间的具体范围,而通过屏风格栅虚面以向的场景,呈现着“开轩面场圃”的诗歌意象,同时便于与周围场所在行为上的积极互动和视觉上的彼此渗透。
以行桥的连接方式,由不分属性的阳光草坪区到达全龄乐园,模拟自然的地形,在整体安全地胶的形塑下,山的不规则意向由地面起伏而出,通过色块的渲染和线条的勾勒,营造了一片活泼、富有韵律感的活动天地。绿植种植区、流动水域、椭圆的树池相互“侵占”,原本方正的平面,变得有机、随意、无序。
若论“栖居”,首要则是尺度论,董豫赣把它解释为“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尺度的标准”,至于“标准”在哪,似乎难以定论。但镜界的整体构思、结构布局、景观营造,ZSD卓时设计都是以居住者的行为尺度和体量大小来介入场所,同时试图借助空间品质的打造来表达时间的希望,因为它是诗意的。
而这种诗意一旦被赋予于居住空间、生活场域和有着极高追求的精神投射之所,诗意的栖居在都市的隐逸思想中,则展现了“光辉城市”的另一种人文意义,于是也达到了某种“自然外化”的境界。因为“化境”是中国园林表现的终极哲学,其内向的精神性、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塑造了东方语境下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